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历来都是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幸福生活的保障。然而近年来我国的粮食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2014年5月份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就已经表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本国的粮食产量连本国人民都供应不上，还需要依靠进口来补充，长期以往，我们必将受制于人。现代农业的迅速增长是建立在机械化、化学投入(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灌溉、以及对化肥和灌溉系统敏感的高产出种子。现代农业高度依赖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用于化学投入品的生产、农具的操作、包装及运输。从生态的角度看，现代农业根本是不可持续的。机械化耕作、化学肥料的使用、大规模单一栽培都导致了土壤的退化。害虫发展出了对杀虫剂的抗药性。终年不休的的灌溉导致涝灾、盐碱化、以及地下蓄水层的枯竭。从长期来看，所有现代农业的要素都经历着报酬递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是农业的迅速萎缩。农村农业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基建征用、城市扩张使得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利设施荒废、工厂废物任意排放、农业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地力下降、农作物减产;粮食种子被外资控制转基因泛滥成灾，长此以往中国不仅农作物种子被外资控制，粮食也会严重依赖进口，那时中国将受严重制于人!
1978年开始推行“大包干”，到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为标志，个体经济基本上占了主导地位。个体经济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个体经济不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也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其次，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的一条道路。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户”只能让农民吃亏。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农民受到剥夺，拉大城乡差别，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此外，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民共同富裕。个体经济不仅难以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设施，个体经济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时农民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仅退回资本主义，而且退回封建主义，倒退了2000年”。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社队工业改为了乡镇企业，事实上开启了社队工业私有化的大门，90年代的后期，通过一轮“股份合作制”为旗号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乡镇集体企业的私有化。社队工业和乡镇企业是有本质不同的，社队工业是集体所有，可以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而乡镇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只能让少数农民富裕起来，大多数农民只能日益贫困。人民公社的解体同时意味着农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变成单个个体参与到社会竞争中，面对权力倾轧、资本剥削完全失去了谈判的能力，成为被资产阶级和基层腐败官员鱼肉的对象。农村共同体的解体导致农村完全回复到无政府主义状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常年失修，农民各自为战，相互帮扶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农村社会风气骤然恶化。更主要的是，碎片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中国农业挡在现代农业大门之外，机械化、农业基础设施维护、精密化的农业田间管理均变作不可能。单位农业生产效率长期维持在很低水平，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市场模式下，个体农民面对资本组织的流通渠道，流通领域蚕食了绝大部分农业收益，造成了农民低价生产，城市消费者高价消费的局面。
农业相对收益连年下降、成本节节攀升，重挫农民积极性，农民外出务工普遍，农业劳动投入不足，田间管理缺失。我国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剩下的优质劳动力不多，特别是在山区、丘陵区等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人口迁移多、剩余劳动力基本殆尽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无限供给时代已经过去。农业劳动力供给大幅度减少，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充分市场化、经济效益较好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产业领域，如设施农业、果业生产，农业生产收入相当于农业领域的自我雇佣所得，显然，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忽视农业劳动力成本。并且，随着非农就业工资持续上涨，农业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涨状态。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力非农收入逐渐高于农业收入，农业经营者在种地和打工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从而理性地弃种粮选买粮，造成新的土地撂荒。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减少劳动投入少、资本投入少的粮食作物生产，增加劳动投入多、资本投入多的经济作物生产、养殖业生产，它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在农业生产成本中，人工由便宜转为昂贵使得依赖大量劳动投入的农业技术成为昂贵技术而被淘汰;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松土保墒的田间管理模式逐渐消失。随着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劳动力成本提高，用工多的北方区田法、南方桑基鱼塘已经消失;作为传统农业精髓的技术，如保持地力的施用有机肥、除草保水的土壤中耕，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套作、间作，都在陆续退出生产体系，复种指数持续下降，传统精耕细作迅速退化，代之以机械、化肥、农药、免耕少耕的替代劳力技术。
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水库，水电站纷纷荒废，农业科技推广站也名存实亡。依靠集体的力量把全国农田改造成大寨式的保持水土，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这种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道路显然办不到了。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已经变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共和国后30年的农业，抛弃了共和国前30年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法发展农业，施用化肥、农药只是起辅助作用生态农业模式，走上了一条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的“美国式”化学农业道路。由于中国耕地不到美国的一半，为取得更高的产量，今天中国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单位数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数倍，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学农业。当代农业生产与食品供应遭遇了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水资源危机。在工业化农业系统中，生产与过去同样多的食物，我们现在用的水相比过去多了十倍，因为农业成为基于化学品的农业。75%的土壤已经失去了肥力，并且正在向沙漠化发展。联合国已经认识到，化学农业方法是造成土壤非常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众多小农户生活的农村地区的生存能力相关的巨大的危机。土地流向高资本投入的农业，种子成为专利的，消耗越来越多的肥料，使投入成本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农药造成极其严重健康危害。化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土壤板结。我国人口数量庞大，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面对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小粮食产量下降，为提高产量，施用化肥是大部分农民选择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施用化肥数量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农业种植化肥施用量为5911.9万吨，比2000年增长42.3%，比2010年增长6.3%。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了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我国已经达到了400公斤/公顷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过度使用化肥造成土壤地质下降，因此化肥使用量并未与农作物产量成正比。目前在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2000～2008年九年中，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增长了35%，粮食单产净增加为315公斤/公顷。其他类型分别为：“减肥高增产”类型，如德国、以色列、荷兰，在2000～2006年7年中氮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下降9%～26%，粮食单产增加约500公斤/公顷;“减肥低增产”类型，如韩国、丹麦、英国、法国在氮化肥用量下降17%～33%条件下粮食单产为较低增产(同期增加为211～296公斤/公顷);“增肥高增产”类型，如越南、孟加拉、埃及、智利等，同期化肥用量增加了20%～69%，粮食单产净增加超过400公斤/公顷，最高达1173公斤/公顷。化肥使用过量农作物对肥料中的必要元素利用率不高，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造成每年上百万吨氮肥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形态逸失到大气中或从排水沟渠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的污染。除了不合理使用化肥对土壤造成破坏之外，农药不合理使用也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是世界第一农药消费大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倍—5倍。目前我国农药的利用率不足30%，近年我国农药的年使用量达120万吨以上，其中10%—20%附在植物体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对土壤、水源、空气及农副产品产生了极大危害。农药残留超标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药使用不合理导致污染的加剧，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一是生态关系失衡，引起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土壤质量下降，使农作物减产降质;三是重金属病开始出现，人们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中国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坏了土壤结构，阻碍了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而且残膜在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据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来在全国的田间定位实验与调查显示，我国各主要农区广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沟渠设施老化已经导致农田土壤普遍性的耕层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土壤生物性状退化，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增加，防旱排涝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水利设施荒废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水库8万4千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河堤17万公里，新增灌溉面积3亿亩，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为农业大发展，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30多年人们脱离了集体经济形式的劳动，人们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散失了组织劳动能力，毛主席时代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水利设施也缺少维护，到现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水利设施老化、损坏、荒废不能再用。财政部官员公开表示，目前(2011年)全国18亿多亩耕地中，55%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饭，大型灌区骨干工程损坏率接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0%左右，到达农田的末端渠系更是老化失修严重，效益衰减。有关数据显示，1980年以前平均每年国家对水利投入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为6.7%，1980—2007年下降到2.84%。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没有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998年降雨量远不如1954年，但是却发生了特大洪灾，这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不无关系。近几年北方的连年旱灾更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的直接结果。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更是导致土壤板结，牲畜疾病频发。乱开发、乱占地更是使我国宝贵的耕地资源连年减少。20世纪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农业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农业体系。就黄河来说，是在流域内和下游黄淮海平原兴建了规模巨大的引黄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而水库蓄水能力相对不足，出现了轻度的“季节性断流”。年均断流时间仅为14天，断流时间也只发生在春旱时节。80年代后期，黄河断流发生“恶变”，断流时间由春旱季节向全年度弥漫，跨年度断流已屡见不鲜。年均断流天数扩大为100天，断流河道从山东延伸至河南境内。1997年，利津站断流226天，河口连续330天无滴水入海;开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马平川，断流直逼黄河中游的界碑---郑州花园口。当前耕作模式造成制度性干旱。“包产到户”终结了中国古典农业“中耕保墒”体制，逆转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灌溉保水农业”方向，从而加大了农田蒸发。根据实验成果，仅黄淮海流域，因放弃“保水耕作”而加大的农田蒸发高达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这才是“大水荒”最根本的成因。主流的观点都认为造成“大水荒”的原因是：降水减少,气温增高;工业与城市用水增多;森林植被减少，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农业的耕作模式，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保墒”就是“经营水分”，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很不幸，这种担心在80年代成为了现实。自“包产到户”后，小农们纷纷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锄头，撇开祖辈们干了两千多年的“松土保墒”，在播种与收获之间的漫长等待中开始从事另外一种古老而新兴的“农业”---麻将。“麻将”就是对农业全过程“开荒-种植-成熟-收获-储藏-发达”的模仿。实验证明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造成大量水源流失：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另一资料为5.85亿亩);年均降水566mm;灌溉面积3.46亿亩，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m3;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m3。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1/4=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890亿m3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80年代初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集体经济时期的大面积耕地被分成了小块面积耕地，大的一两亩，小的一两分;而且每家的耕地比较分散不集中，不利于机械化的推广。很多已经实现机械化的合作社在解体之后返回到手工作业时代。韩丁介绍的山西张庄的情况是包产到户破坏机械化的一个缩影：“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直到近些年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带，经常可以看见装载着稻谷收割机的卡车车队。这些便是“出租收割机队”。现在在农村地区，由于许多青壮年劳力前往城市打工，所以在农田收割的季节，农村地区经常会出现收割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些“出租收割机队”便是针对这种情况所出现的一种有偿服务项目。他们一般在大半年中转遍大半个中国，承接各种收割业务。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他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解决了青壮劳力前往都市打工的“后顾之忧”;政府对他们也非常支持，甚至称他们为“农村的救世主”。不过，似乎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约七成的“出租收割机队”都是来自于江苏省以及邻近的安徽省。在贵州省和四川省等机械化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省份，农村劳动力还不能完全从农作业中被分离出来前往都市部打工。这些省的农民人均年收入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尽管在一方面，通往内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正在快速建设中，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原油价格的居高不下的影响，长距离的奔袭的高成本等因素的作用，“出租收割机队”对前往这些地区进行收割作业活动越来越持一种比较怀疑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械化程度的水平正在成为中国地域差距的一个新的体现，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出租收割机队”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农业机械化道路，由于机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是缺乏议价权的，它进一步摊薄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使农业生产越来越沦为一项副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下降。但在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农民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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